郎导女儿白浪若是回国定居发展,郎导东京奥运会后会继续执教中国女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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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2113乐天5261,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4102(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1653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2113乐天,号香山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5261,其中以4102讽谕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1653称为“老妪能解”。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他的讽谕诗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 我们在这册中所要学习的《观刈麦》便是作者早期的一首著名的讽谕诗。这首诗叙述明白晓畅,结构层次也非常清晰自然。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诗歌一开头便交代了写作背景,表明是五月麦收的农忙季节。接着“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两句描写了妇女带着小孩赶往田间地头给正在割麦的青壮年送水送饭的情景。随后,写到了青壮年们的劳累和辛苦,他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不顾烈日的烘烤,脚踩发烫的土地,不辞辛劳地在南冈麦田低头收麦。“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尽管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但为珍惜这昼长的夏天也顾不得炎热太阳的炙人了。诗到此处,一家人辛苦忙碌的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此读者也给予了深深的怜悯之情。接着,作者又描绘了令人心酸的图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手悬敝筐。”一个贫穷的妇女怀抱幼小的孩子,手里提个破篮子在一旁拣拾收麦时遗落的麦穗。“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原来为了缴纳官税,她家买光了田地,如今无田可种,无麦可收,只好靠着别人收割时散落的碎麦来过活,真是令人同情与伤心。 以上描写的两种情景深刻地揭示了在繁重的赋税压迫下的农民们的艰难生活,他们辛苦忙碌的种田,但仍然没有保障,今天的割麦人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拾麦者,这强烈的讽谕尽在其中。 【注释】 这首诗是元和二年(807)作者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时写的,是作者早期一首著名讽谕诗。 这首诗叙事明白,结构自然,层次清楚,顺理成章。诗一开头,先交代背景,标明是五月麦收的农忙季节。接着写妇女领着小孩往田里去,给正在割麦的青壮年送饭送水。随后就描写青壮年农民在南冈麦田低着头割麦,脚下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还不觉得炎热,只是珍惜夏天昼长能够多干点活。写到此处,这一家农民辛苦劳碌的情景已经有力地展现出来。接下来又描写了另一种令人心酸的情景:一个贫妇人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提着破篮子,在割麦者旁边拾麦。为什么要来拾麦呢?因为她家的田地已经“输税尽”——为缴纳宫税而卖光了,如今无田可种,无麦可收,只好靠拾麦充饥。这两种情景交织在一起,有差异又有关联:前者揭示了农民的辛苦,后者揭示了赋税的繁重。繁重的赋税既然已经使贫妇人失掉田地,那就也会使这一家正在割麦的农民失掉田地。今日的拾麦者,乃是昨日的割麦者;而今日的割麦者,也可能成为明日的拾麦者。强烈的讽谕意味,自在不言之中。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白居易是一位最擅长写叙事诗的艺术巨匠。他的叙事诗能曲尽人情物态,把其中所叙的事件写得曲折详尽,娓娓动听。而且,他的叙事诗里总是有着心灵的揭示,因而总是蕴含着感情的。在《观刈麦》里,他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却把割麦者与拾麦者在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描写得生动真切,历历如画。不仅写了事,而且写了心,包括作者本人的心和劳动人民的心。诗人的心弦显然是被耳闻目睹的悲惨景象振动了,颤栗了,所以才提起笔来直歌其事,所以在字里行间都充满对劳动者的同情和怜悯。象“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这样的诗句,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同情之感、怜悯之意啊!因而这首《观刈麦》在叙事当中是有着作者情的渗透、心的跳动的,作者的心同他所叙的事是融为一体的。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真实地写劳动人民之事的同时,还能够真实地写出劳动人民之心,尤其是刻画出劳动人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变态心理,深刻地揭示诗的主题。《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写的是卖炭老人为衣食所迫而产生的变态心理。《观刈麦》中的“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同样也是一种变态心理。这类描写把劳动人民之心刻画入微,深入底蕴。诗中写事与写心的完美统一,较之一般的叙事与抒情的统一,更能震撼人心。白居易又是运用对比手法的能手。他在诗歌创作中,不仅把劳动人民的贫困、善良与地主阶级的奢侈、暴虐作了对比,而且还把自己的舒适与劳动人民的穷苦作了对比。这首诗在写了农民在酷热的夏天的劳碌与痛苦之后,诗人同样也联想到自己,感到自己没有“功德”,又“不事农桑”,可是却拿“三百石”俸禄,到年终还“有余粮”,因而“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人在那个时代能够主动去和农民对比,十分难得。这样一种对比,真是新颖精警,难能可贵,发人深省,因而更显出这首诗的思想高,白居易(772~2113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5261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4102),曾祖父1653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2113香山居士,唐下5261邽人(今陕西渭南4102县附近),生於唐代宗大历七年,1653卒於武宗会昌六年。贞元进士,官至校书郎、赞善大夫,后因宰相武元衡事贬江州。长庆时,累迁杭、苏二州刺史,后任太子少傅,因不缘附党人,乃移病分司东都。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最后卒於洛阳的香山。白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诗,作品平易近人,老妪能解,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晚年放意诗酒,号醉吟先生。初与元稹相酬咏,号为「元白」,又与刘禹锡齐名称为「刘白」。著有《白氏长庆集》等www.07swz.com防采集请勿采集本网。

提供20个成语积累(比喻和出处)

1899年与康有为、梁启超决定回国起兵“勤王”,回到上海,成立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在汉口租界设秘密机关,联络两湖及皖、赣会党和新军组织自立七军,自任督办。8月事泄,21日被捕,22日壮烈牺牲。唐慎微

算西归和十二郎永远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不幸十二郎就在这时死去了。韩愈知道了这消息, 悲痛欲绝,写了一篇“祭十二郎文”,叫建中备了一些时下的物品从老远的地方去致祭他。这篇祭文,一字一泪,令人读来...

鉴真东渡,玄奘西行,不仅最大限度的传播了华夏文明,而且促进了华夏民族与世界民族先进文化的融合,大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进步。While Jianzhen took a sea-voyage eastward and Xuanzang's westing had

白居易的生活背景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

《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

鲁迅写的哪篇文章有关于冬天捕鸟的事

鲁迅(1881-1936),字豫才,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作品有小说集《呐喊》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初一下半年第一篇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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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12日红四军出击东江损失重大 1929年10月12日苏军向张学良军队发动猛烈进攻 1940年10月12日上海首任汉奸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刺杀 1945年10月12日刘邓取得上党大捷 1952年10月12日邱少云...

唐昱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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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詹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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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

鲁迅(1881-1936),字豫才,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作品有小说集《呐喊》...

关于鲁迅,谁知道?

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

1百折不挠东汉官员桥玄品行端庄,嫉恶如仇。有次,一伙强盗绑住他十岁的儿子,带进他家,要正在病中的桥玄立即拿钱赎取,遭到桥的怒斥。不多时,官兵包围了桥家,因怕强盗会杀桥的儿子,迟迟不敢动手。这时桥玄愤怒地喊道:“我难道能因为儿子的生命而放了这伙坏人吗?催促官兵们赶快动手。结果,桥玄的儿子被强盗杀死了。人们称赞桥玄“百折不挠”,始终保持节操。原因:这个成语故事,使我们懂得,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要退缩,要迎难而上,做个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使我们走向成功.2四面楚歌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禁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看,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项羽听见四周唱起楚歌,感觉吃惊,接看又失败自杀的情节,所以以后的人就用“四面楚歌”这句话,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的人事环境,而致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例如某人因经常与坏人为伍,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但后来却破那些坏人逼迫的无以为生,求助于别人时,别人也应他平日行为太坏,绝不同情更不理睬,这人所处的境地便是“四面楚歌”。又如学校里讨论学术问题,其学生不学无术(成语,意即没有学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同学们群起而攻之,这学生便完全处于孤立地位,这也可叫做“四面楚歌”。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好的做人,脚踏实地的做事,若是行差踏错,就未免要遭受“四面楚歌”的厄运了。3衣锦还乡《南史.卷三八.柳元景列传》庆远字文和,元景弟子也。霸府建,为从事中郎。武帝受禅,封重安侯,位散骑常侍,改封云杜侯。出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饯于新亭,谓曰:「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忧矣。始武帝为雍州,庆远为别驾,谓曰:「昔羊公语刘弘,卿后当居吾处。今相观亦复如是。曾未十年,而庆远督府,谈者以为逾于魏咏之。刘邦的四面楚歌更动摇了项羽的军心。将士痛哭。想当初,项羽为了功秦而痛失了“先破咸阳者为王的良机”。再因“为人不忍”错失在鸿门宴上杀刘邦的机会;后因“火烧阿房宫”后想“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当时,有智者建议他在秦地建都称王。而项羽面对秦宫破残,又思欲东归,还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此话一针见血的道出了项羽“衣锦还乡,荣祖耀宗”的观念。俗话说得好:“好男儿志在四方”。项羽虽然具备中国古人的传统思想,但他又胸怀“称帝”的大志,在他8年的浴血奋战中,始终是个孤独的悲剧英雄。项羽一方面想当帝王,一方面也想当人人羡慕的大英雄。并一心想在江东父老乡亲的面前扬名显威。这些都成了他难成帝业的“拦路虎”。4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语释疑:唳:鸟鸣。听到风声和鹤叫声,都疑心是追兵。形容人在惊慌时疑神疑鬼。成语出处:《晋书·谢玄传》:“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成语示例:狼狈逃窜的匪徒~,吓得魂不附体。(其中~代表本词条: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语故事:西晋末年发生内乱,因为长期的动荡不安,最后西晋不幸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就在建康建立了东晋。当晋朝渡江来到南方,胡人就霸占了北方,不过,北方后来被前秦全部占领,与江南的东晋对立。当时前秦的首领叫苻坚,他请汉人王猛当他的宰相,一心要让国家变得十分强盛。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心愿,苻坚就带着八十万大军攻打南方。晋朝的君臣一听到消息都非常害怕,只有丞相谢安十分镇定,从容不迫地安排打仗的事情。就在淝水这个地方,谢安趁前秦军队还没集合好,迅速派兵渡河去偷袭前秦的军队。前秦因此输得很惨,士兵到处逃命,听到风声或鹤叫的声音,都以为是晋军要打来了,非常的害怕。在这场战役中,前秦的士兵伤亡惨重,同时决定了南北日后长期对峙的局面。为虎作伥5wèi hǔ zuò chāng〖解释〗伥:伥鬼,古时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专门引诱人来给老虎吃。替老虎做伥鬼。比喻充当恶人的帮凶。〖出处〗《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宋·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四:“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天涯海角韩愈,字退之,是唐代中叶时的伟大文学家。他二岁时就死了父亲,不久他的母亲又死去。幼时依靠他哥哥韩会和嫂嫂郑夫人过活。韩会有一个嗣子(愈次兄介之子,出继与长兄会为嗣)叫老成,排行十二,所以小名叫十二郎,年纪此韩愈小一点。后来韩会四十二岁的时候,因宰相元载的事,贬为韶州刺史,不到几个月就病死在韶州,这时韩愈只有十一岁,十二郎也很小。韩愈虽然有三个哥哥(会、弁、介),都很早离开了人世。这时,继承祖先后代的,只有韩愈和他的侄子十二郎两个人,零丁孤苦,没有一天离开过。韩愈十九岁时自宜城前往京城,以后十年的时间中,只和十二郎见过三次面。当他正打算西归和十二郎永远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不幸十二郎就在这时死去了。韩愈知道了这消息,悲痛欲绝,写了一篇“祭十二郎文”,叫建中备了一些时下的物品从老远的地方去致祭他。这篇祭文,一字一泪,令人读来心酸。祭文中有“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的句子,后人便把它引伸成“天涯海角”这句话,用来比喻极其遥远的地方。6月下老人唐朝时候,有一为名叫韦固的人,有一次,他到宋城去旅行,住宿在南店里。一天晚上,韦固在街上闲逛,看到月光之下有一各老人席地而坐,正在那里翻一本又大又厚的书,而他身编则放着一个装满了红色绳子的大布袋。韦固很好奇的过去问他说:“老伯伯,请问你在看什么书呀!那老人回答说:“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韦固听了以后更加好奇,就再问说:“那你袋子里的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老人微笑着对韦固说:“这些红绳是用来系夫妻的脚的,不管男女双方式仇人或距离很远,我只要用这些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他们就一定会和好,并且结成夫妻。韦固听了,自然不会相信,以为老人是和他说着玩的,但是他对这古怪的老人,仍旧充满了好奇,当他想要在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老人已经站起来,带着他的书和袋子,向米市走去,韦固也就跟着他走。到了米市,他们看见一个盲妇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迎面走过来,老人便对韦固说:“这盲妇手里抱的小女还便是你将来的妻子。韦固听了很生气,以为老人故意开他玩笑,便叫佳奴去把那小女孩杀掉,看他将来还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妻子。家奴跑上前去,刺了女孩一刀以后,就立刻跑了。当韦固在要去找那老人算帐时,却已经不见他的踪影了。光阴似箭,转眼十四年过去了,这时韦固以找到满意的对象,即将结婚。对方是相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人长得很漂亮,只是没间有一道疤痕。韦固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便问他的岳父说:“为什么他的眉兼有疤痕呢?相州刺史听了以后便说:“说来令人气愤,十四年前在宋城,有一天保母陈氏抱着他从米市走过,有一个狂徒,竟然无缘无故的刺了她一刀,幸好没有生命危险,只留下这道伤疤,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呢!韦固听了,愣了一下,十四年前的那段往事迅速的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难道他就是自己命仆人刺杀的小女孩?于是便很紧张的追问说:“那保母是不是一个失明的盲妇?王泰看到女婿的脸色有意,且问得蹊跷,便反问他说:“不错,是个盲妇,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韦固证实了这各式时候,真是惊讶极了,一时间答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然后把十四年前在宋城,遇到月下老人的是,全盘说出。王泰听了,也感到惊讶不已。韦固这才明白月下老人的话,并非开玩笑,他们的姻缘真的是由神作主的。因此夫妇两更加珍惜这段婚姻,过着恩爱的生活。不久这件事传到宋城,当地的人为了纪念月下老人的出现,便把南店改为“订婚店”。由于这个故事的流传,使得大家相信:男女结合是由月下老人系红绳,加以撮合的,所以,后人就把媒人叫做“月下老人”,简称为“月老”。7火树银花?睿宗是唐代君主中最会享乐的一位皇帝,虽然他只当了三年的皇帝,但不管什么佳节,他总要用很多的物力人力去铺张一番,供他的游玩。他每年逢正月元宵的夜晚,一定扎起二十丈高的灯树,点起五万多盏灯,号为火树。后来诗人苏味道就拿这个做题目,写了一首诗,描绘它的情形。他的元夕诗约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季,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这首诗把当时热闹的情况,毫无隐瞒的描写出来,好像活跃在我们读者的眼前。这句成语是形容灯火盛的地方,望上去好像是火树银花的样子。所以现在凡是繁盛的都市,或有8盛大刻舟求剑战国时,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他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掉落江中。他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上一个记号,说:“这是我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从船上刻记号的地方跳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捞了半天,仍不见宝剑的影子。其实他又怎么找得到宝剑呢?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真是太愚蠢可笑了。9叶公好龙从前有个叫叶公的人非常喜欢龙。在他的家里,墙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穿的 盖的上面都绣着龙。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喜欢龙,就来到叶公家拜访他,长长的尾 巴伸在堂上,把头探进窗户里张望。叶公看到天上的真龙后,吓得魂飞胆破,脸色 都变色了,急忙躲起来。原来,叶公喜欢的不是真龙,而是那些画..内容来自www.07swz.com请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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